于松浩 卫志民 王懋轩 | 分权改革是否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一项荟萃分析
分权改革是否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
一项荟萃分析
于松浩 卫志民 王懋轩
（北京师范大学）
引文参考：于松浩、卫志民、王懋轩.2023.分权改革是否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一项荟萃分析[J]. 公共管理评论,5(1):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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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过去 40 年间,通过分权及公共行为偏好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学术观点逐渐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支,但分权理论本身却并未能得到经验证据的一致支持。基于荟萃分析方法,本文对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这一领域内符合预定纳入标准的 21 项经验研究所报告的121 个效应值展开系统评价,整合分权改革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主效应,并检验该领域内研究证据异质性程度以及出版偏误。研究结果显示,分权改革与县域经济增长的主效应为0. 0522[95%CI:0.0312—0. 0732]，二者之间存在低程度的正相关性。该研究领域内存在出版偏误,在纠正出版偏误后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现有的实证研究夸大了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已有经验证据存在高异质性,即不同研究间的真实效应不同,这是导致现有经验证据出现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本文的研究更可靠地评估了分权改革的经济效应,对于从经验证据的角度重新审视分权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分权改革;省直管县;扩权强县;经济增长;荟萃分析
投稿时间：2022/4/6
送外审时间：2022/4/11
首轮外审完成时间:2022/5/10
录用时间：2022/6/25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如何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不同区域间的经济绩效差异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而在揭示国家如何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以及这一增长能力背后生成因素的诸多文献中,从地方官员行为偏好的角度来解释政府行为与区域经济增长内在影响机制的理论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分支。在这一视角下,许多学者以中国的分权制度为背景,考察了分权体制中不同类型的制度约束条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制度激励效应,并进而提出了诸如中国式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Montinola et al. ,1995)、晋升锦标赛(周黎安,2007)和新财政集权理论(陶然等,2009)等多种理论观点,而同时期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也试图为相关理论寻找经验证据的支持。不可否认的是,上述理论为探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视角,在此之后,许多学者展现出了对研究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关联的浓厚兴趣。然而,暂且不论已有理论在界定官员行为偏好时的显著差别,仅就分权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经验关系来看,前者是否能够较好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合理阐释,学术界对此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在一项理论观点提出后,通过经验数据来检验理论的适用性基础和其中具有因果关系的理论命题是考察其是否具有解释力的重要方式。而就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尽管现有理论关于中国的分权制度究竟生成了何种制度激励这一问题还存在着根本分歧,但其大都得出了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的结论,并进而将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差异归因于分权程度的差别。按照这一逻辑,考察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应当能够较为一致地观察到分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从已有文献报告的结果来看,围绕这一理论命题展开的经验分析并未能为上述观点提供可靠的证据支持。例如,谢贞发和张玮(2015)开展的荟萃分析表明,在通过构造分权指标来检验中国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 38 篇高质量实证文献中,仅有一半的实证结果支持了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一理论命题,且其研究进一步发现,上述实证文献中存在着出版偏误(publication bias)。这意味着,由于那些得出了显著性结果的实证论文更易被发表,现有的经验证据极可能夸大了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显然,通过构建财政分权指标来检验其与经济增长经验关系的实证研究并未能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
通常情况下,指标测量方式的不同以及计量模型在变量设置上的差异均可能造成经验研究在结果上的不一致,尤其对于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是否通过研究设计有效地控制住了那些能够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混杂因素,往往是一项实证研究避免出现内生性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受制于研究方法和经验数据的局限性,在通过构造分权指标来检验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鲜有文献能够较好地处理变量缺失和互为因果问题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更何况,这一问题本身也很难单纯地通过更换因果推断的统计工具来避免,其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分权改革是否能够提供适配于相应工具的实践经验。近年来,许多省份开展的“省直管县”改革和“扩权强县”改革为学者们重新考察分权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机遇,学者们希望通过可靠的因果推断来考察二者之间的经验关系并据此解决已有理论存在的部分争议。
随着该领域实证文献数量的逐渐积累,不同研究在结果上的差异性开始显现,对已有研究展开系统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is)则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尽管将分权改革作为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具备了方法学上的优越性,但已有文献报告的结果依然存在不一致。部分经验证据指向了分权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结论(Ma and Mao,2018;Gong et al. ,2021),但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即发现分权改革阻碍了县域经济发展(Li et al. ,2016)。那么,分权改革对于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总体效应有多大,其影响方向如何,已有研究表现出的不一致性是源于抽样误差,还是由异质性因素引起的,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正如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出版偏误的存在可能夸大了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经验关系,而只有确保该领域的实证研究中不存在出版偏误,我们才能够得到相对可靠的经验证据。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荟萃分析对已有的实证研究进行出版偏误检验是衡量经验证据可靠性的一个十分必要的方式。荟萃分析是一种对某一研究领域内所有单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的方法,其旨在收集与整理所有符合预定纳入标准的文献,通过系统的工具来识别并降低偏倚,从而为某一研究问题提供明确、可靠的经验证据。与单项研究相比,荟萃分析不仅能够将具有足够相似性的结果进行定量合成以得到一个总效应,还可以进一步探究研究结果间的差异性程度,并就该领域内的实证文献是否存在出版偏误进行检验。因而,通过该方法能够十分有效地深入考察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这一领域内的经验证据,并获得一个更为可靠的经验结果。
基于此,本文将对该领域内符合预定纳入标准的 21 项经验研究进行荟萃分析,系统整合分权改革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总效应,并检验该领域内研究证据的异质性程度和出版偏误。本文的研究发现,已有的经验证据表现出高异质性,出版偏误的存在夸大了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在纠正出版偏误后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在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领域内,本文作为一篇荟萃分析文献,系统性整合了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主效应并进行了出版偏误检验。系统考察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以及这一结果的可靠性不仅是审视分权理论的重要依据,也能够为是否应当大范围地推广这一改革提供政策决策方面的经验支持。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荟萃分析结果;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最后为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后,尤其在 1982 年进行了市管县体制改革后,我国大部分省(自治区)都采用了“省—市—县—乡”的地方政府层级结构。虽然市管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但随着城乡差距拉大、行政效率降低、财政资金“截流效应”等诸多问题的逐渐显现,通过优化纵向的政府层级结构来摆脱现有的体制弊端逐渐成为省级以下政府层级改革的重要举措(刘冲等,2014)。在这一背景下,以山东、浙江、湖北为代表的许多省份自 2002 年起陆续开展了“省直管县”改革和“扩权强县”改革的试点工作,力求通过财政层级的减少和经济管理权限的下放来打破原有市管县体制所导致的诸多弊端,以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并统筹城乡发展。“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指的是县财政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资金往来等方面与省财政直接联系并开展相关业务工作(肖洁和龚六堂,2019);“扩权强县”改革指的是在不改变行政区划和政府层级的前提下,将部分原来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直接下放到各县(樊勇和王蔚,2013)。在改革实施前,我国分税制的财政安排和原有的市管县体制使得地级市政府有权决定与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划分比例以及相应的支出义务,并同时享有对部分事项的行政审批权力,这极易使得地级市政府在财政资金和发展机遇等方面优先考虑市本级,引发了市对县的“截流效应”。在改革实施后,直管县和扩权县获得了相比于过去更大的财政资金和经济管理权限,这增加了县级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决策空间。正因如此,“省直管县”和“扩权强县”改革被学界视为一次典型的分权改革,前者通常被称为财政分权,而后者则被称为行政分权或经济分权。
(一)分权改革的影响机制与效应评估的实证文献回顾
在“省直管县”和“扩权强县”改革实施后,许多学者从政策效应评估的角度出发,在将分权改革视为一次自然实验的基础上,运用经验分析方法与因果推断的理论工具识别了改革措施带来的诸多影响,大量研究探讨了分权改革对改革县自身财政收支与公共治理行为产生的内部效应,并着重分析了改革措施对政府支出结构(陈思霞和卢盛峰,2014;贾俊雪和宁静,2015)、财政支出规模(卢洪友等,2017)、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贾俊雪等,2013;刘勇政等,2019)、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王小龙和方金金,2014;谭之博等,2015; 宁静等,2015; Huang et al. ,2017;赵海利等,2018)、税收征管行为(李广众和贾凡胜,2019)、产业结构升级(王立勇和高玉胭,2018)等因素的作用。整体来看,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分权改革扭转了过去资源的城市偏向性配置,增加了地级市的财政压力并进而加剧了纵向层级结构上的税收竞争。
除了上述因素外,考察分权改革与县域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效应与因果机制是已有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是本文主要回顾的研究领域。在因果效应的识别方面,许多学者识别出了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作用(才国伟和黄亮雄,2010;郑新业等,2011;罗植等,2013;刘晓茜和段龙龙,2017;Ma and Mao,2018;Gonget al. ,2021),即发现了分权改革的实施能够显著地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但也有少数研究得出了相反或者不显著的结论(贾俊雪等,2013;贾晋等,2015;Li et al. ,2016),实证文献报告的经验证据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分歧与争议。在因果机制的构建方面,大多数学者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了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并着重分析了改革措施与相应的配套政策如何对改革县的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与技术进步产生影响(郑新业等,2011)。已有的研究表明,分权改革的实施使得改革县相比于过去拥有了更高的税收分成比例、更多的财政支出责任以及更为宽松的经济事务决策空间,而这些因素的变动则可能进一步影响包括企业等在内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并构成了分权改革与县域经济绩效之间作用机制的主要路径。具体到微观层面,这些影响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 Tiebout(1956)和 Hayek(1945)知识分散性的视角,县级政府相较于市级政府拥有更为准确的县域内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信息,分权改革后支出责任和经济管理决策权力的下放可以使得县级政府更为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并提升供给效率,这能够改善企业的投资环境(邓悦和周宇航,2013),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并吸引外来资本和企业从非改革县向改革县流动。第二,基于地方政府对生产性公共支出结构的显著偏好,分权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经济事务决策权力的下放将显著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等生产性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而生产性支出比重的提升能够在短期内影响县域经济绩效,即通过投资拉动的方式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第三,基于“县—县”“市—县”府际竞争的视角,经济事务决策权力的下放为改革县参与府际竞争提供了更多的竞争优势,通过提供用地指标、税收优惠与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能够吸引经济活动从非改革县向改革县转移(郑新业等,2011),进而拉动县域经济增长。显然,探讨改革县的公共政策变动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是已有研究构建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主要切入点。
(二)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现有的探讨分权改革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证文献往往在将地方官员行为偏好作为既定条件的基础上,从财政激励抑或是政治激励的视角构建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并通过双重差分法等经验分析工具识别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目前的研究表明,不论是从财政激励还是从政治激励的角度出发,已有文献大多能从理论上得出分权改革促进了改革县经济绩效的结论。但是,从现有的实证研究报告的结果来看,围绕着分权改革与县域经济绩效之间的经验关系,已有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尽管研究分权改革与县域经济绩效的文献较为丰富,但似乎缺乏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整合分析的经验研究。那么,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主效应有多大? 其整体的影响方向如何? 这一影响效应是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这些都有赖于通过荟萃分析的方法学工具对已有的经验证据进行整合与检验。第二,尽管多数研究提供了分权改革能够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经验证据,但仍有小部分研究得出了不显著甚至相反的结论,这表明现有的实证研究还未能达成一致结论。那么,已有的经验证据中是否存在异质性? 其异质性程度如何? 这些问题在现有研究中虽有涉及,但却并不完善。郭艳娇和王振宇( 2018) 对已有经验证据开展的荟萃回归分析( meta-regression analysis,MRA)是目前仅有的一项系统探索该领域经验证据中异质性来源的文献。其研究表明,数据来源的起止年份和数据来源地区的特征会影响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但该文虽然直接讨论了异质性的来源因素,却并未检验异质性程度,且也未进行主效应检验和出版偏误检验。第三,考虑到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的研究结果更容易被期刊接受与发表,因而检验现有的实证研究中是否存在出版偏误则显得尤为重要。如若存在出版偏误,那么则意味着现有的经验证据夸大了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这种夸大显然会影响我们对理论解释力甚至是政策与改革取向的判断。基于此,本文将在收集与整理所有符合预定纳入标准文献的基础上,利用荟萃分析的方法与工具对现有的分权改革与县域经济增长的经验证据进行整合,系统检验现有证据中的异质性和出版偏误,并纠正出版偏误对真实效应值的影响,以求获得可靠的经验证据。
三、研究设计
本文开展的荟萃分析旨在对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领域内所有符合预定纳入标准的经验研究展开系统评价,整合分权改革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主效应,并探索该领域内研究证据的异质性程度和出版偏误。
(一)实证文献的纳入与排除标准
确定实证文献的纳入与排除标准不仅是开展荟萃分析的首要步骤,更是有效减少荟萃分析结果中偏倚风险的关键。从方法学上来看,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领域内的实证文献是否能够被纳入本文的荟萃分析,主要取决于荟萃分析的研究问题与效应量指标、原始文献报告的统计数据、原始文献的研究设计以及原始文献的方法学质量。具体而言,在分权改革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这一领域,现有文献的主要识别策略是在将分权改革视为一次自然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因果推断的统计工具来控制改革县与非改革县的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混杂因素,从而识别出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净影响。在这类文献的模型设定中,被解释变量通常为能够代表县域经济增长的某项指标,解释变量设定为一个表征分权改革的二分变量,在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后,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代表了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程度和方向,而根据荟萃分析的术语习惯,该回归系数即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效应量( effect size)。然而,考虑到不同研究中可能存在量纲差异等问题,回归系数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用于主效应检验的效应量指标(彭俞超等,2017)。在效应量的选择上,我们参照 Doucouliagos and Ulubasoglu(2006)Colagrossi et al. (2020)的研究,选取在经济学领域荟萃分析中常用的标准化的偏相关系数(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pcc)作为本文主效应检验中所要合成的效应量。偏相关系数可通过原始研究中的样本量、回归系数检验的 t 统计量和自由度计算得来,因而被纳入荟萃分析的样本文献应完整地报告用于计算偏相关系数的统计数据。
为进一步明确荟萃分析的研究对象并尽可能地减少被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我们需阐明以下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被纳入荟萃分析的原始文献中被解释变量的设定问题,二是被纳入荟萃分析的原始文献中方法学质量的评价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已有文献通常将实际 GDP 增长率、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实际 GDP 或实际人均GDP 作为县域经济增长的指标,但在被解释变量存在差异的前提下,计量模型中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显然代表了不同的含义。为了避免出现将含义不同的效应值进行整合的错误,我们将荟萃分析所要评价的问题限定为分权改革对县域实际 GDP增速的影响,因此我们把将被解释变量设定为县域实际 GDP 增长率和县域人均实际GDP 增长率的原始文献纳入荟萃分析。同时,一些文献虽然将被解释变量设置为实际 GDP 或实际人均 GDP,但在计量模型中采用了自然对数形式。由于自然对数的差分近似等于该变量的增长率(罗植等,2013),因而这类模型中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近似衡量了分权改革对 GDP 增长率的影响,故而我们也将这类文献纳入本文的荟萃分析。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我们要求被纳入荟萃分析的原始文献在研究设计和制定识别策略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各类可能导致偏倚的混杂因素,且整个研究过程的实施应满足其计量模型的方法学要求。只有被纳入荟萃分析的原始文献不存在方法学质量问题,我们才有可能得到可靠的经验证据。因此,我们会对这一领域内的所有实证文献开展方法学质量评价,即评估单项研究在研究设计、实施和结果分析的过程中是否符合相应的方法学要求,是否进行了方法的适用性检验。只有那些通过了方法学质量评价的实证文献,才能被纳入本文的荟萃分析。
综上所述,我们制定了以下文献纳入与筛选标准:第一,本文仅纳入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这一研究问题下的实证文献,排除理论型、文献综述型、对策型等其他类型的研究;第二,在原始文献的模型设定中,被解释变量应设定为实际GDP 增长率、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实际 GDP 的自然对数、实际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中的一种,排除将被解释变量设定为其他变量的文献;第三,文献中应明确报告了样本量、回归系数的估计值以及 t 统计值或标准误等数据,排除数据报告不完整的文献;第四,文献应通过方法学质量评价;第五,对于研究设计相同且数据来源相同的多项研究,本文仅纳入研究内容和数据分析更为规范和详细的文献;第六,为了尽可能降低被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我们采用了一种较为保守的策略,即仅纳入那些发表于正式期刊的学术论文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排除会议论文和其他层次的学位论文①。
① 这一排除标准主要是希望利用学术期刊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相对严格的外审机制来规避学术不端风险,从而减少荟萃分析纳入文献的偏倚。当然,这样做也可能遗漏某些可信的经验文献,但这本身是为了提高荟萃分析结果可靠性应当承担的风险。
(二)文献的检索与处理过程
通过文献检索并获得了初步样本后,我们依据上文中文献的纳入与筛选标准对样本文献进行处理并进行编码和数据提取( Lipsey and Wilson,2001;Card,2012; Ringquist,2013)。为尽可能地避免荟萃分析过程中出现误差以提高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的文献处理过程分别由两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当处理结果出现分歧时,由第三位研究人员会同前两位研究人员进行协商判定。文献的处理过程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遵循文献的纳入与排除标准对初始文献进行筛选,重点关注原始文献的研究问题、研究设计和报告数据,并评估原始文献的方法学质量,排除不符合本文荟萃分析纳入标准的文献。二是对通过筛选的样本文献进行编码,并提取样本文献的相关信息与数据。在对文献进行编码时,本文以原始文献第一作者姓氏拼音的拼写和发表年份进行组合编码,当不同文献的作者姓氏拼音和发表年份均相同时,我们在年份后添加英文字母后缀(如 a、b、c)来进行区分。在处理样本文献相关信息和数据时,我们提取了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影响方向、样本量、t统计值、标准误等原始文献报告的统计数据,并按照文献编码规则制作了样本数据提取表。两位研究人员独立提取了上述信息后,由第三位研究人员随机抽取部分样本文献进行二次编码与数据提取,并与之前的结果进行比较,以抽检提取数据与信息的精度和准确性。
(三)主效应分析
从单项研究中提取出的效应量是用来反映两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值的,而主效应则描述了所有单项研究中效应量的加权平均大小。在本文中,我们选取偏相关系数作为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速影响的效应量指标,故主效应反映了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速影响的平均效应。按照荟萃分析主效应检验的处理流程,我们对从原始文献中提取的数据作如下处理(Hedges and Olkin,1985;Borenstein et al. ,2009)。首先,我们通过单项样本文献中报告的回归系数的估计值、t 统计量和自由度来计算偏相关系数。未直接报告t统计量的文献,可通过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和t 统计量的标准误来计算。其次,由于偏相关系数的分布不服从正态分布,我们对单项研究中的偏相关系数进行 Fisher'z 变换,得到偏相关系数的 Fisher'z 转换值。随后,我们对偏相关系数的转换值进行主效应分析,即使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 model, FEM)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 model, REM)对主效应值进行估计。主效应分析的核心思想是通过一定的规则对单项研究中提取的效应值赋予权重,进而将所有效应值的加权均值作为主效应的估计值,并对估计值进行显著性检验。在赋权规则方面,固定效应模型通常假设所有的研究具有相同的真实效应,在样本量趋于无限大的条件下,所有被纳入荟萃分析的效应值应当与真实效应相等,不同研究报告的效应值的差异主要由有限的样本量和抽样误差导致。而在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下,不同研究的真实效应可能不同,不同研究报告的效应值的差异可能是由抽样误差或不同研究之间真实效应的差异导致的。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中,主效应的估计值即真实效应的估计值;而在随机效应模型下,主效应的估计值为各研究真实效应分布中均值的估计值。我们同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来对偏相关系数的Fisher'z 转换值进行分析,并做估计值是否为 0 的z检验,同时报告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
(四)异质性检验
(五)出版偏误检验
受到论文作者的发表倾向和期刊编辑、审稿专家对显著性结果偏好的影响,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的研究成果更易被期刊接受并发表,这可能使得基于已发表文献的主效应分析夸大了真实的主效应值,因而导致了出版偏误的出现(Stanley,2008)。因此,识别并纠正出版偏误对主效应的影响是提升经验结果可靠性的重要环节。在荟萃分析中,一个较为经典的判断样本文献中是否存在出版偏误的方法是漏斗图(funnel plot),即构造一个以效应量为横轴、以效应量标准误为纵轴的散点图,并观察该图是否呈现出对称分布的倒漏斗形。在该图中,小样本的研究分布在图的底部且较分散,大样本的研究分布在图的顶部且较集中,在不存在出版偏误问题时,样本文献中的效应值将会对称分布在真实效应周围并呈现为倒置漏斗形。因而当漏斗图中的效应值没有呈现出对称分布时,可认为存在出版偏误(Borenstein et al. ,2009)。然而,由于观察过程会受到观察者的主观影响,且造成漏斗图不对称的原因并非只有出版偏误一种,因此仅通过这种方式来检验样本文献中是否具有出版偏误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不稳健性。根据 Egger et al. (1997)、Stanley(2005)的研究,我们进一步使用漏斗不对称测试( funnel asymmetry tests,FAT)来对出版偏误进行检验。为此,我们构造计量模型(3):
其中,pccij 为第 i 篇文献中第 j 个偏相关系数,SEpccij为偏相关系数的标准误,pcc0 为常数项,代表排除了出版偏误后的真实效应值,εij 为随机误差项。在不存在出版偏误的前提下,所有单项研究中报告的效应值应当围绕着真实效应值pcc0 随机分布;但若存在出版偏误,pccij 将与SEpccij相关,此时的β1将显著不为0。因此,FAT的核心思想是通过估计 β1 的值来检验是否存在出版偏误,并通过估计 pcc0 的值得到排除了出版偏误影响后的真实效应值(Stanley and Doucouliagos,2012)。然而,由于pccij的方差通常会随着估计值的不同而不同,故而 εij 的方差也会因估计值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意味着模型(3)存在显著的异方差问题。在此,我们根据 Stanley and Doucouliagos(2012)提供的方法,以SEpccij的倒数作为权重对模型(3) 进行加权以修正异方差问题,并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法(weighted least squares,WLS)对模型(3)进行估计。
四、荟萃分析结果
(一)样本文献的描述性统计
经过文献检索、样本筛选和方法学质量评价后,本文的荟萃分析共纳入 21 篇原始文献,包括 18 篇期刊论文和 3 篇学位论文,出版年份分布在 2010 年至 2021 年。基于 21 篇样本文献,我们共提取出了 121 个效应值,样本文献的主要特征如表 1所示。
(二)主效应检验
表 2 呈现了主效应分析的结果,分别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下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主效应值、影响方向、95%置信区间和 z 统计量。主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固定效应模型下,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主效应为0. 0073,95%置信区间为(CI:0. 0051—0. 0095),z 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随机效应模型下,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主效应为 0. 0522, 95% 置信区间为 ( CI: 0. 0312—0. 0732),z 值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从结果上来看,不论是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在固定效应模型下,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主效应都显著大于 0。根据下文中异质性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已有的经验研究存在较高的异质性,故而随机效应模型的理论假设更加贴近于现实,在这里我们主要报告并分析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根据Lipsey and Wilson(2001)对相关程度的划分标准,当相关系数小于或等于 0. 1 时为低程度相关,当相关系数处于 0. 1 ~ 0. 4 时为中等程度相关,当相关系数大于 0. 4 时为高度相关。据此,根据主效应分析的结果来看,我国分权改革与县域经济增速之间存在显著的低程度的正相关,即在分权改革实施后,改革县的经济增速相较于非改革县平均提高了 0. 052 个单位(REM)。考虑到主效应的绝对数值较小且这一结果尚未排除出版偏误的影响,故而尽管主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我们仍不能据此认为分权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接下来我们报告异质性检验和出版偏误的检验结果,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速影响的主效应。
(三)异质性检验
异质性 Q 检验和I 2检验的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Q 值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意味着所有被纳入荟萃分析的真实效应均相同的原假设不成立,已有的经验研究中存在异质性。而 I 2的结果高达 94. 45,这表明由异质性部分导致的效应差异占效应量总变异部分的比重为 94. 45%,远高于 Higgins et al. (2003)提出的 75%的高异质性标准,样本文献总体呈现出高异质性特征。较高的异质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经验证据出现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即原始文献中潜在的异质性因素使得不同的实证研究具备了不同的真实效应。
(四)出版偏误检验
在此部分,我们报告出版偏误的检验结果和矫正出版偏误后的真实效应值。我们同时使用了漏斗图和漏斗不对称测试来检验已有经验研究中是否存在出版偏误,其结果分别如表 4 和图 2 所示。从漏斗图的结果可以看出,图形呈现出了明显的右偏特征,表 4 漏斗不对称测试的结果也显示,SEpcc 的系数显著不为零。上述结果意味着,现有的经验证据中存在出版偏误问题。进一步,从图 2 的分布结构可以看出,位于漏斗图顶部的效应值更为集中且对称性也较好,而分布于漏斗图底部的效应值右偏特征较为明显且更为分散。考虑到在参数估计时,样本量越小的研究其估计量抽样分布的方差越大,故而越容易得到一个效应值较大的阳性结果,且这一特征在真实效应值较小的时候尤为明显。据此,漏斗图表现出的分布结构与导致出版偏误的成因是相符的。
存在出版偏误和漏斗图的右偏特征意味着,相较于那些结果不显著和负向显著的研究,得出了正向显著性结果的文献更容易被发表,因而已有的经验证据夸大了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作用。Card and Krueger(1995)将经验研究中出版偏误的来源归纳为以下三类:第一,审稿人和编辑可能倾向于接受与传统观点一致的论文;第二,研究者可以依据传统理论的预期结果来测试模型并作出选择;第三,研究者、审稿人和编辑更倾向于统计显著的结果。依据这些标准,分权改革与县域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领域的出版偏误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分权理论传统观点的影响。不论是为了追求财政收入的最大化还是为了追求晋升概率的最大化,在“制度约束—官员行为—经济绩效”的分析框架下,努力发展辖区内经济通常被认为是地方官员在分权制度约束下的最优行为,因而分权理论往往得出了放权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性财政支出比重增加等一系列理论假说。在这些传统理论观点的影响下,研究者更偏好于符合传统理论观点的实证结果,或会依据传统的理论观点来修正计量模型,抑或只报告那些符合传统观点预期的结果,这便造成了现有研究中的出版偏误。
在检测到出版偏误后,接下来便要纠正出版偏误对主效应值的影响。如前文所述,计量模型(3)中 pcc0 的估计值即排除了出版偏误后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作用真实效应的估计值(Doucouliagos and Stanley,2009),而表 4 的结果显示这一估计值仅为 0. 0027 且不显著。这意味着,在排除了出版偏误的影响后,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也即分权改革没有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现有的证据无法为分权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
五、稳健性检验
(一)对主效应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评估主效应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结果的稳健性展开进一步分析。首先,我们排除掉 3 篇报告效应值数量在 10 个及以上的文献(文献编号为 LUO2013、MA2018、LI2016 这 3 篇文献),并对处理后的子样本开展主效应分析,以避免某些效应值数量占比较大的文献对主效应值造成的影响。其次,我们排除掉 3 篇文献类型为学位论文的文献(文献编号为 LI2018a、LEI2016、LI2018b 这 3篇文献),并对处理后的子样本开展主效应分析,以利用学术期刊更为严格的外审机制来规避学术不端风险,从而减少荟萃分析纳入文献的偏倚。再者,尽管“省直管县”改革和“扩权强县”改革均涉及权力的下放,但因这两类改革的权力下放内容与下放路径不同,将其整合在一起进行分析有可能混淆不同类型分权改革的经济效应,为此,我们还依据分权类型的不同构建了两组子样本,即分别检验“省直管县”改革与“扩权强县”改革的经济效应。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如表 5 所示,其结果表明,已有的经验研究中存在较高的异质性,基于随机效应模型报告的主效应值分别为 0.0485、0. 0454、0. 0475 和 0. 0744,分权改革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显著的低程度的正相关,这与我们前文的结果一致。
(二)对出版偏误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另外一种可能导致估计结果有偏的问题是计量模型中存在的自相关性,也即模型(3)中的误差项可能与解释变量相关。为了得到在统计上更为显著的结果或更大的效应值,研究者有可能在开展原始研究时主观地对模型设定、计量方法和数据处理等进行了选择,以便得到符合传统理论观点的实证结果,而这些行为无法在原始的样本文献中得以体现。当多个效应值来自同一篇文献时,这一选择行为可能会对来自同一篇文献的效应值产生某些共同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在模型(3)中得到有效的控制,这就导致了模型的自相关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模型(3)中引入研究层面的个体效应来控制潜在的研究内的相关性,得到模型(5),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的相关方法来对其进行估计。其中,vj 代表第 j 篇文献,控制了上述无法观测的研究层面的个体效应。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模型(5)可通过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或随机效应面板模型来估计,但究竟使用哪种模型取决于 Hausman 检验的结果。Hausman 检验的结果未拒绝优先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①,因此我们使用随机效应面板模型来对方程(5)进行估计,其结果如表6第6列所示。SEpcc 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pcc0的估计值不显著,这与我们前文的结果一致。整体来看,本研究出版偏误的检验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① 我们在选取估计方法前进行了 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受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单独报告上述检验的结果。
六、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对 21 篇符合预定纳入标准的实证文献报告的 121 个效应值开展了荟萃分析,系统整合了分权改革与县域经济增长的主效应值,检验了该领域内研究证据中的出版偏误和异质性,我们的研究发现如下。
(1)在未考虑出版偏误的前提下,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主效应值为0. 0522(REM),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低程度的正相关,即在分权改革实施后,改革县的经济增速相较于非改革县平均提高了 0. 0522 个单位。
(2)漏斗图和漏斗不对称测试的结果表明,现有的经验证据中存在出版偏误问题,相比之下,得出了正向显著性结果的文献更容易被发表,因而已有的经验证据夸大了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在排除了出版偏误的影响且不考虑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在总体上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更换了识别方法、更换了异方差处理方式以及控制了潜在研究层面的个体效应后依然稳健。
(3)已有的经验研究中存在高程度的异质性(I 2= 94. 45),纳入荟萃分析的原始研究的真实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各类异质性因素是导致现有经验证据出现不一致的根本原因。较高程度的异质性表明,分权改革的经济效果在各地是不同的,这可能是受到了改革地区、模型设定、估计方法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但具体是哪些因素导致了现有经验证据中的异质性,有待于作者今后通过荟萃回归的方法来进一步分析。
通过经验数据来检验理论的适用性基础和其中具有因果关系的理论命题是考察一项理论是否具有解释力的重要方式。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出版偏误的存在,现有的经验证据夸大了分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控制了出版偏误后的结果无法为分权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这一结果不仅在全样本中是稳健的,并且在“省直管县”和“扩权强县”这两个子样本中也同样稳健。这也表明,尽管“省直管县”改革与“扩权强县”改革在改革路径上存在差异,但其对被改革县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相同的,即均未显著促进被改革县的经济增长。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分权类别显然不是导致高异质性的原因,那么如何有效识别并检验导致已有经验证据异质性程度较高的各类因素,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若高异质性是由诸如分权时序、改革时期差异等调节因素引起的,那么意味着分权改革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制度条件下才可能促进县域经济的增长;若高异质性来源于控制变量类型等研究设计层面的差异,也即是否控制某些变量会显著影响分权改革经济效应的大小,那么则表明分权改革可能会通过这些变量来间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未来的研究应着重分析分权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中介机制。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来看,向省级以下政府下放权力并不能带来无差别的经济增长,如何依据各地区的发展禀赋来确定不同的分权模式和分权路径是我国深化分权改革的重要途径。整体而言,我们或许应更为审慎地看待分权理论及其理论解释力。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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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常远 李舒敏
排版 | 王书铭
核发 | 梅赐琪
微信推送：2022年第209期